1935年3月30日的晚上，乌江的暴雨滂沱，红军主力正在紧张渡江。此时，周浑元和吴奇伟的国民党纵队突然逼近，这让红军面临被困在乌江边缘的险境，重现湘江战役的惨状。然而，这样的危机并非偶然，而是经过近三年暗中筹备的成果。红军早在1931年就开始进行无线电侦察工作。当年6月，毛主席下达指令，特意拨出一部通信电台用于监听敌方电报发信，把获悉的情报保存下来。负责这一工作的谍报科长曾希圣发现，敌人已经开始使用密码通讯，亟需破译信息。

1932年10月，中革军委成立二局，专责无线电侦察，由曾希圣担任局长。很快，二局在1932年11月16日成功破解了第一份密码电报，从此国民党的电报在红军面前再无秘密。随着二局的成立，破译工作逐渐加速，到1933年八一建军节时，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就绘制了“百美图”，庆祝破译了整整一百个敌军密码。尽管红军的物质条件匮乏，但对技术人员的重视体现在了薪酬的对比上。毛主席每月的津贴仅五块大洋，而技术干部王诤的薪水却高达五十块，显示出红军对技术发展的重视和投入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踏上了艰难的长征。在此次征程中，曾希圣所率领的二局走在军委前列，正当其侦查能力达到巅峰，但随之而来的行军模式也带来了新的挑战：白天移动无法架台侦查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曾希圣将二局的力量分成两组，采用接力的方式确保全天候监控和破译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负责白天的侦查，而到了夜晚则由中央红军的电台接手，确保了信息不间断传递。

及时的情报至关重要。在红军途中，原本计划向湘西移动以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但通过情报得知蒋介石已在此路布置重兵，中央随即调整计划，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区域，若无这份情报，红军可能会陷入重围。3月10日，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，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，虽大多数认为应当出击，毛主席却坚决反对，认为敌军调兵明显。尽管会议最后决定进攻，毛主席随后仍建议延后发出命令，最终通过二局获得了敌人调动的情报，及时取消了攻击计划。

长征期间，二局成员几乎失去了睡眠。在土城战斗中，毛主席指挥不顺，红军一度受到敌军反攻。然而，二局的情报迅速侦查到了敌军布阵变化，使得红军能够及时撤离战斗。遵义会议后，红军在娄山关、遵义城和四渡赤水等战斗中，都依赖二局提供的重要情报，顺利穿梭于国民军的缝隙中。

在二次渡过赤水后的五天内，红军凭借七个团的兵力成功歼灭敌军两个师和八个团，缴获伤亡人数高达两千四百余人，俘获三千多人，此役成为长征以来的重大胜利，而具体的战斗如何展开，都是基于情报的基础上策划的。毛主席曾评价二局的重要性：“没有二局，长征是很难想象的。有了二局，我们仿佛打着灯笼走夜路。”这句话的深刻含义，不仅在于红军人数的逐渐减少，更是在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，二局成为红军生命延续的关键，从1932年成立到长征结束，三年间，他们如同盯着黑暗中的照明人，为红军指引着前进的道路。